最近跟郭雷又聊到前段时间我去北京那件事。
他当时知道我要去总部给全国校长表演节目，而且唱的还是很“价值观”的歌，反应特别大。不是一般的震惊，是激动，后来甚至有点生气。
我之前一直不太理解。不就是帮小黑一个忙，唱个节目嘛，至于吗。
郭雷终于跟我解释了。
他说：“庆哥，你知道你让我想起谁了吗？”
我说谁？
他说：“辜鸿铭。”
我一下就get到了，根本不用他继续解释。
大清朝最后一根辫子。
我当场跟他说：行，我之前说得太大声了。
因为这一瞬间我突然明白，他当时看到的根本不是“庆哥去唱了个节目”。在他那里，事情可能是这样的：这么多年，大家该剪的剪，该烫的烫，该染的染，回头一看，庆哥脑袋后面那根东西还在。
结果突然有一天，他发现：
没了。
妈的，最后一根也没了。
难怪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。不是我背叛了他，是辫子背叛了他。
辜鸿铭这个人，我当然谈不上研究过，大概知道一点。他学贯中西，年轻时候就在欧洲接受教育，会好几门外语，对西方文化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熟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到了民国，别人纷纷剪辫子，他偏偏留着。
所以后来有人叫他“大清朝最后一根辫子”。
这个称呼我特别喜欢。
而且那根辫子有意思的地方，就在于它不是因为“没见过世面”才留下来的。恰恰相反，辜鸿铭见过，学过，比较过，然后还是觉得：我不剪。
当然，他很多观点我未必认同，也没兴趣替他翻案。但这种“不剪”，和单纯的“我就是犟”还是不一样。至少在我看来，它里面有一种：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剪，我也知道剪了以后是什么样，我想过了，最后还是决定留着。
所以那根辫子慢慢就不只是辫子了。
这也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郭雷这个比喻挺准的地方。
我在华图这么多年，自己当然从来没觉得脑袋后面拖着什么东西。我该上课上课，该挣钱挣钱，好的我会夸，不认同的我会说。有些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东西，我还是会忍不住问一句“为什么”；有些特别组织化、特别热烈的表达，我天然会觉得别扭一点。
我自己觉得这都很正常。
但郭雷他们可能不是这么看的。
他们好像默认，无论别人怎么变，庆哥脑袋后面应该始终还留点什么。
具体是什么，不知道。
反正应该有。
所以我去参加教师风采大赛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点开始盯着那根辫子了。后来再听说我去了总部，还给全国校长表演节目，尤其唱到：
“此时此刻，我即华图。”
郭雷大概瞬间觉得：
完了。
真剪了。
写到这里，我得突然严肃声明一下。
我现在知道，已经有一些或大或小的领导，在默默关注我这个小小的公众号，所以我有必要郑重汇报：郭雷同志绝对没有针对华图。
他无限拥护华图，热爱华图，感恩华图。
小黑同志也是，老穆同志也是，邢大姐更是。
一个个立场坚定，忠诚可靠。
此时此刻，他们即华图。
他们当时所有的不满、激动、愤怒，全部是针对我个人，跟组织没有任何关系。主要是觉得，别人剪也就算了，庆哥你怎么能剪？
请各位领导不要多想。
汇报完毕。
其实我以前一直在解释，我是给小黑帮忙，我第一时间拒绝，是他撒娇我才去；我站在台上自己都羞耻得不敢看河南校长。
现在想想，这些解释对郭雷根本没意义。
他根本不关心是谁拿的剪刀。
他只看见辫子没了。
但我后来自己摸了摸脑袋，发现好像也没真剪。
我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，该不认同什么还是不认同什么，也没因为去了一趟总部，就突然变成一个逢会必到、逢价值观必唱的优秀员工。
那根东西还在。
只是那天为了上台，好像临时盘起来了。
这就合理多了。
郭雷以为我剪了，其实没有；我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还有这么一根东西，只是有人突然跑过来，三下五除二给我盘好，然后把我推上了台。
唱完我又把它放下来了。
所以早知道郭雷这么在意，我去北京之前应该提前跟他报备一下：
庆哥辫子没剪。
临时盘一下。
唱完就放下来。
而且也不是我盘的。
那么，谁把我的辫子盘起？
黑子鹤。
庆扯八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