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欢、张雨生和王德彬

王德彬者，亦生亦儿也。意思是，王德彬这小子，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儿子。当然大部分人不认识他，不过想认识他很简单，只需要打赏，就能看到他。

还能让他给你磕头。

刚刚，大晚上的，王德彬来看我了，给我带了中秋礼物，或者是国庆礼物。当然，有点晚，毕竟中秋节都过去好几天了，也有点奇怪，毕竟谁家会送国庆节礼物呢？

不过送的东西倒也没有过期的月饼。

王德彬是我2023年的一个学生，那年考上了选调生，至今已经工作三年了。这三年，他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我，给我带点东西。买的东西倒也都不贵，块儿八毛的东西。

说起来，我跟他的培训服务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再也不需要跟着我练习面试，更没有必要每年都跑过来看我。但他还是来了，而且每年都来。

三宝万总及其他亦生亦儿女们，不是我挑剔哈，你们也很好，也会偶尔在远方给我寄俩苹果梨啥的。真挺好的，我很欣慰。

但众所周知，我以前提过：

不是我说你哈，意思是接下来我要好好说你了。

不是我矫情哈，意思是接下来我要开始矫情了。

不是我吹牛哈，意思是接下来我要开始吹牛了。

不是我挑拨哈，意思是接下来我要挑拨你们了。

……

哦对，7年前的亦生亦儿东山前两天还在遥远的广东给我寄了俩牛肉丸子，作为教师节礼物。我们现在还会经常探讨一些问题。

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谈一下。

我们这些教培老师，身份其实有点特殊。学生交钱，我们提供教学服务；机构负责招生、运营，老师负责上课。课程有明确的价格，教学有具体的目标，最后还有各种数据来评价教学效果。学生究竟有没有提高分数、有没有考上，实在太重要了。

所以有人喜欢把我们称为培训师、讲师，甚至干脆把老师也视为一种教学产品。

我们确实是在从事商业活动。但我一直非常笃定：我就是一个老师，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，我不止是一个培训机构的讲师。

今天王德彬来看我，让我又想到了这件事。我也想借这个机会，跟那些同样在教培行业工作的同行们聊聊。

教培老师，也是老师。

刘欢前几天去世，网上一片哀悼，我也看了不少关于他的文章。其中，我特别关注他对年轻音乐人的帮助。他参与《中国好歌曲》，后来又拿出自己的钱，设立原创音乐公益金，扶持那些有才华、却暂时没有多少资源的年轻人。他自己还长期在大学任教，教了三十多年。

这让我又想到了张雨生。

张雨生曾经担任张惠妹的制作人，为她制作了《姊妹》《Bad Boy》，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的音乐知识传授给年轻人。

我很欣赏这样的前辈。自己在一个领域取得了成就，积累了经验和资源，还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机会。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很高社会声望的人，他们的一个推荐、一次帮助，可能就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变化。

两个人的音乐作品还有另一个让我欣赏的地方。比如刘欢的《磨刀老头》，写一个走街串巷的磨刀老人，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；张雨生的《永公街的街长》，写一个在街头游荡、靠翻找垃圾桶生活的人，而且由此谈到了文明社会。

有兴趣的可以听一下：

我很喜欢这两首歌，也一直觉得，他们都是很有文人气质的音乐人。有文学修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还愿意关注那些普通人，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。

我以前有一个暴论：文人是最卑贱的一种身份。

有些人看过几本书，背过几首诗，知道几个典故，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文人了。尤其是某些人，就喜欢引经据典，张嘴苏东坡，闭嘴王阳明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读过书。

嘁，你还差得远呢。

我对文人的要求很高的好吧。文化修养、文学素养当然重要，但我更看重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，以及他是否愿意关注社会、关心普通人的生活。尤其是那些已经拥有很高社会影响力的人，手里掌握了那么多资源，总该想想能用它们做点什么。

哦对，其实我也想引经据典，多威风啊，奈何实在没文化，不知道哪儿的经，也不知道哪儿的典。

所以，我很羡慕和推崇刘欢和张雨生。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累，还有足够的才华，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。后来又愿意帮助年轻人，把自己的经验和资源传递下去。

这就是我特别欣赏他们的地方。

不过，创造社会价值，也是需要条件的。

比如张雨生。

他很早就开始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但《带我去月球》的市场表现并不理想。后来有了《大海》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，也让他拥有了更多资源，能够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创作空间。之后，他制作了《卡拉OK·台北·我》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尝试了很多东西。虽然商业成绩依然不算好，但我，以及众多张雨生歌迷们，都会纷纷表示最喜欢这张专辑。

《带我去月球》真的值得一听：

但如果我是唱片公司的老板，可能会劝张雨生：小宝，咱们能不能再来一首《大海》？这么好的歌，大家都喜欢，你也能赚钱，公司也能赚钱，何必非得折腾呢？

我觉得这个要求挺合理的。

唱片公司总得赚钱。一张专辑需要那么多资金，最后如果卖不出去，总不能让老板因为支持艺术理想，就把公司给干倒闭了。

然后，大庆金句来了：

低头没啥丢人的。人得生活，企业得经营，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，也需要积累足够多的资源。尤其是那些需要大量资金、需要很多人参与的事情，单凭一腔热情，恐怕很难做成。

刘欢之所以能够设立原创音乐公益金，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。

我觉得教培行业也是如此。

我们是老师，同时也是企业的员工。机构需要赚钱，我们也需要赚钱。学生交了钱，当然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，我们也有责任尽可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。

有时候为了适应市场，作出一些妥协，我觉得很正常。

比如我一直不喜欢那些模式化的答题方法，但确实有学生就喜欢这些东西，而且还会问：老师，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一个模板，让我背下来就能用？

我当然不愿意，但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想。毕竟人家是来参加考试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学习能够尽快见到效果？

所以，这些年我也会作出一些妥协，也会考虑市场，也会为了挣钱去做一些自己原本未必特别想做的事情。

这没啥。

唉，还是有啥的。

我还是做不到。

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当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商业成功，拥有了一定的资源，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？

继续赚钱，当然可以。赚更多的钱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但不能一直闷着头。

大庆金句又来了：

刘欢有了足够多的资源，拿出一部分帮助年轻的原创音乐人，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让更多人关注中国原创音乐。张雨生利用商业成功争取到了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机会，还愿意帮助年轻音乐人。

那么，对于我们这些教培老师来说，又能做些什么？

首先，当然还是教好自己的课。像公考培训这样有着明确考试目标的领域，如果连学生的成绩都无法保证，整天谈什么教育情怀，当然是不对的。

但我还是希望，我们能够在完成基本教学工作的同时，保留一些其他的追求。

比如，能不能认真研究一下教学，研究那些自己一直不满意、却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？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分享给年轻教师？能不能在教那些应试知识之外，多给学生讲一些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让他们对社会、对生活有一些自己的思考？

当然，前提是自己得有能力。

还有，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，尤其是最终没能考上的学生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

所以我才有那些想法，想做视频播客、纪录片。

不过，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、精力和资源。现在我能做的还非常有限，主要是没钱。

所以我依然需要低头，需要挣钱，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，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。

但我不想一直闷着头。

其实，今天王德彬来看我，又让我觉得，我们这些教培老师也没有那么穷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他送的那些块儿八毛的东西。

我知道，很多老师都有自己的王德彬。有些学生考上以后，每年还会回来看你；有些学生毕业很多年，遇到什么事情还是愿意找你聊聊；还有一些学生，可能早就没什么联系了，但他一直记得你当年讲过的一些东西。

当然，也不是非得逢年过节来送点礼，才能证明他还把你当老师。毕竟以我这群亦生亦儿女的数量，要是都来，我1000平方的小屋子也放不下。

我觉得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。

当然，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做公益，也不需要所有老师都把自己变成教育家。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，认真对待那些坐在教室里的年轻人，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尽可能教给他们，我觉得就挺好了。

没准儿很多年以后，还会有个王德彬、王德衫来看你，给你带点块儿八毛的东西。

就像刘欢、张雨生。

以及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