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多了

第5章

那年秋天，北京终于给河南排来了一位老师。

老师坐夜车到郑州，只能讲三天，讲完还要赶去武汉。何志远一早去车站接人，彭波留在教室里摆桌子。原来的教室只有六排座位，最后一排离墙太近，椅背一往后仰就会碰到暖气片。彭波把办公室的两张课桌也搬了进去，又从隔壁借来几把塑料凳。凳子的颜色不一样，有红的，有蓝的，其中一把少了个胶皮脚，放在水泥地上，一坐就响。

上次没等到北京老师的学生，有十几个人回来补课。后来报名的人也不少。有人听说老师从北京来，先打电话问是哪所大学毕业的；有人问他在北京是不是很有名；还有人问，讲完这一期，下个月还能不能再来。

老师还没进教室，墙上的介绍已经贴好了。姓名下面印着几行黑字，讲过多少场课，参与过什么研究。最上面“北京名师”四个字用了红色，打印店的人又在外面加了一圈黄色。墨有些重，纸刚贴上去时，屋里还能闻见味道。

程慧丽坐在办公室里收钱。桌上放着一本收据、一个铁皮饼干盒和两本登记册。钱收进来先放进盒子里，整百的压在下面，零钱放在上面。人多的时候，盒盖来不及合，一张十元钱被风扇吹了出来，落到门边。一个学生捡起来递给她，她接过来，说了声谢谢，又压回零钱下面。

办公室原来只有一部电话，后来又装了一部。一部在程慧丽桌上，一部放在门口的小桌上。电话线贴着墙根走，到桌腿那里绕了一圈。谁坐得近谁接，谁手边有纸谁记。电话号码写在宣传单背面，也写在旧报纸的空白处。有人写完顺手压在茶杯下面，杯底的水洇开，最后两位数字便看不清了。

彭波有一次接完电话，只在纸上写了“王××，县里，晚上打”。

程慧丽拿起来看了一眼：“号码呢？”

彭波愣了愣，先翻桌面，又摸自己的口袋。没有。他拿起电话按了回拨。

电话那头是个街边小卖部。一个女人接起来，说刚才确实有个年轻人在这里打过电话，已经骑车走了。

彭波把听筒放回去，笑了笑：“他晚上还会打。”

那个人没有再打。

后来人渐渐多了，漏掉的人也多了。有人交了钱，电话号码还写在另一张纸上；有人只留了宿舍电话，晚上十点以后才有人接；还有人是父母替他来问，学生本人根本不知道家里已经准备给他报班。

一个星期六上午，一对父女从县里来了。

父亲五十岁上下，灰夹克的袖口已经磨白。他坐下以后先把宣传单铺在桌面上，用手掌来回抹了几遍。女儿抱着两本自己买的教材，书角已经卷起来。她进门后一直说不用报，自己回去再看看，父亲没理她，只问课程一共上几天，一天讲多长时间，老师是不是一直都是墙上这个人。

程慧丽说：“这一期是他。下一期还没定。”

父亲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介绍：“北京来的？”

“从北京派过来的。”

“教得咋样？”

“以前在别的地方讲过。咱这儿还没开课，具体讲得怎么样，得学生自己听。”

父亲大概没见过这样招生的人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报了能保证考上不能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女儿抬起头看了程慧丽一眼。父亲也愣了愣，手还按在宣传单上。

“不能保证，那这钱花了有啥用？”

程慧丽看了看女孩怀里的两本书：“她要是自己已经能学明白，就不一定非得报。要是书买了不少，连怎么准备都没弄清楚，来听一遍，总比自己乱找强。至于能不能考上，谁也不敢替她保证。”

女孩说：“我们班也没几个人报。”

父亲转头看她：“你们班还有人去广东，你也跟着去？”

女孩把书合上，不再说话。

父亲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把钱拿出来。他数得很慢，每数十张便用手指压一下。女孩伸手拦，说太贵了。父亲把她的手推开。

“贵啥。真去求人找工作，吃几顿饭，送几回东西，花得比这多，最后还不一定办成。这个起码有收据，钱花到哪儿也知道。”

程慧丽没接这句话，先把钱数了一遍，又拿过报名表。

“课程怎么上、临时调课怎么办、哪些情况能退费，我再跟您说一遍。您听清楚了再交。”

父亲点头。

她一项一项说。父亲听得仔细，有一句没明白，让她重新讲了一遍。程慧丽又问女孩本人是不是愿意学。女孩看了父亲一眼，说：“都来了，就学吧。”

程慧丽这才开收据。

父亲没有自己收，递给女儿：“放好。钱我给你出了，课你自己上。考不上别怨人家，自己没来听也别回来糊弄我。”

父女二人临走时，父亲留下了家里的座机号码，又从钱包里摸出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他的手机。

“白天我在外边干活，机器一响听不见。她要是没来上课，你们先打家里。家里没人，再打这个。”

程慧丽接过纸片，正要抄，门口又进来了两个咨询的人。一个问住宿，一个问报考条件。电话也在这时响了。

她把纸片先压在收据本下面。

那时中衡还没有人专门管这些事。学生报了名，名字记在本子上，开课前谁有空谁打电话。上课那天，签到表放在门口，学生自己签。父母留下来的号码，有人写在报名表背面，有人夹在收据里，也有人想着过一会儿再抄。

有些事情一忙，就过去了。

北京老师到郑州的前一天，报名人数已经超过四十。

原来的教室坐不下。何志远在附近找了一间大教室，以前是一家会计培训班用的。黑板右上角还留着“借贷必相等”几个字，擦过很多遍，白粉已经吃进黑板里。窗帘少了一半，剩下那半边用细铁丝绑着。地方旧，但能多坐二十来个人，桌椅也不用临时往里加。

何志远站在最后一排看了一圈。

“换这里。”

换教室原本只是一句话，到了晚上却变成了一桌子的事。

报名册、咨询本、收据存根，还有那些夹在本子里的零散纸条，全被程慧丽拿了出来。何志远说几个人分开打，一人十几个，两个小时就能通知完。

程慧丽没有让他们马上打。

“先找已经交过钱的。”

她把收据存根放在最左边，又把报名册翻开。

“钱已经收了，一个都不能漏。咨询过没交钱的，等后面再理。”

几个人重新核。

有人已经交钱，名字还写在咨询本里；有人替两个同学一起报名，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；一个叫张静的名字出现了两次，何志远说可能重复了，程慧丽没有划掉，分别打过去，才知道确实是两个学生。

“名字一样不等于一个人。”她说。

她拿来一张白纸，重新画了几列：姓名、电话、交费、通知。电话打通的画一个勾，没人接的记下时间，隔一会儿再打。停机的单独圈出来，不能因为电话打不通就当作没有这个人。

办公室里的日光灯坏了一根，一会儿亮，一会儿暗。彭波坐在门口拨电话，每通知一个，便抬头念一遍名字。何志远翻收据，程慧丽往纸上记。

有人一听换教室，先问北京老师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；有人怀疑是不是原来的班开不起来，才临时换地方；还有人说自己只认宣传单上的地址，换了地方怕找不到。

一直到晚上九点多，名单才算理清。

四十九个人。

还有五个没联系上。一个号码停机，两个一直占线，另外两个留的是家里座机。其中一个，就是那天来交钱的女孩。

何志远问：“她爸不是还留了个手机？”

程慧丽停了一下。

她翻报名表，又翻收据存根。没有。

然后她想起那张纸片。父亲递过来时，她确实压在了收据本下面。后来收据开了不少，桌子也收拾过几次，那张小纸片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她把桌上的东西全翻了一遍。

没有。

何志远说：“明天早上再打家里。”

程慧丽在女孩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。关灯以前，她又拨了一次座机。电话一直响，没有人接。

第二天早上，郑州下了一阵小雨。

新教室门口的水泥地没有干，学生踩着泥进来，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。北京老师坐的火车又晚点了，彭波去了车站。教室里的投影也出了毛病，画面不停地闪。何志远蹲在讲台下面重新插线，手上沾了一层灰。

八点四十，旧教室的房东打来电话。

“你们今天不上课？”

何志远从讲台下面抬起头。

房东说，门口站着好几个人，敲了半天门。有几个还是从外地来的，一直问中衡的人去哪儿了。

程慧丽拿起那张名单。

“几个人？”

“七八个吧。”

程慧丽穿上外套就往外走。

何志远说：“等彭波回来，让他骑车去。”

“人是咱们漏的。”

她已经走到门口。

旧教室的门上挂着锁，玻璃里面还贴着那张已经褪色的课程表。门口一共站着八个人。有人拿着宣传单，有人提着早餐，还有人蹲在楼梯上抽烟。

程慧丽刚从楼梯转上来，一个男人就迎过来：“换地方为啥不通知？电话也没人接。钱交了，人找不着了？”

那对父女也在。

女孩背着书包，裤脚上沾着泥，手里提着一个装鸡蛋和面包的塑料袋。父亲没有跟着别人喊，只把宣传单递到程慧丽面前。地址的位置已经被他的手指按出一道折痕。

“那天我还说，你们这钱花得明白。”他说，“收据倒是开得挺明白，课在哪儿咋没说明白？”

程慧丽看着他。

“是我们漏通知了。”

她没有解释纸片怎么丢的，也没有说昨晚打过几遍电话。

“现在我叫车，送你们过去。前面耽误的课，中午让老师补。车费我们出。”

旁边还有人在抱怨。程慧丽先从房东那里拿了钥匙，把旧教室打开，让几个人进去坐。屋里有一股粉笔灰和潮木头的味道，黑板上还留着上一期的几行字。窗台上有半瓶矿泉水，已经落了一层灰。

父亲没进去。

“讲多久了？”

“半个多小时。”

女孩拉了拉他的袖口：“先去吧。”

父亲低头看她一眼，把卷起来的宣传单重新抚平。

“车费不用你们出。下回再换地方，别光写本子上。”

程慧丽到路边拦了两辆出租车，把几个人分开送。她和那对父女坐在后一辆。

车开出去以后，她拿出笔。

“手机号码您再说一遍。”

父亲报了号码。程慧丽没有再写在纸片上，直接记进随身带的本子里。写完以后，当着他的面拨了过去。

父亲夹克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，声音很大。

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。

程慧丽挂掉，在号码后面画了一个勾。

到了新教室，北京老师已经开始讲课。迟到的学生从后门进去，坐到最后两排。女孩打开本子，很快开始记东西。

父亲没有走。

他在走廊里找了把旧椅子坐下，把塑料袋放在脚边。中午下课，女孩出来说老师讲得还行，比自己看书清楚。父亲没问讲了什么，只把鸡蛋递给她，又拧开保温杯。

“先吃。”

教室里的人齐了，别的事情却没有跟着齐。

打印店仍按原来的人数印讲义，后来报名的几个人没有材料；签到表放在教室门口，有两个人替同学签了名字；一个家长打电话来问女儿到了没有，接电话的人看见签到表上有名字，就说已经来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程慧丽进去核人数，才发现那个座位从早上到现在一直空着。

中午一下课，办公室门口便挤满了人。

有人要补讲义，有人问下午几点开始，有人拿着收据要求开发票，还有一个男生说第二天有事，问缺的课以后能不能补。两部电话一起响。彭波一手拿着盒饭，一手接电话，肩膀夹着听筒。说着说着，饭盒从怀里滑下来，汤洒了一地。

何志远拿拖把来擦。

办公室门口本来就窄，学生绕着那摊汤进进出出，一个女孩踩了一脚，鞋底带着油，一直走到楼梯口。

北京老师从教室出来，问：“下午的作业谁发？”

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彭波把电话放下：“我来吧。”

他原本下午要去学校送宣传单，只好先把那件事推到后面。

晚上学生走完，地上的油印还没有完全擦掉。讲义、签到表和收据摊了一桌。程慧丽把那张四十九人的名单拿出来，上面已经添满了字。有人请假，有人缺课，有人号码改了，还有两个名字后面画着问号。

她找来尺子，又画了一张新的。

姓名，电话，交费，通知，到课。

画到最后，她停了一下，又加上一栏：

其他联系方式。

父亲的手机号码被她抄进去，后面画着那个白天打过的勾。

何志远送北京老师回住处，回来时已经快十点。他进门以后先说老师觉得这一班人不少，如果后面排得开，还可以再来郑州。

“下期还能开。”他说。

程慧丽没有抬头。

“得再招个人。”

何志远一开始没听明白：“老师？”

“不是老师。”

她把桌上的名单推过去。

“接电话，记学生，通知上课，跟班。不能再是谁有空谁干。”

何志远拉过椅子坐下。他看了一会儿那张表，又问：“平时没课的时候干啥？”

“办公室的事多着呢。招生忙就出去，开课就跟班。总不能有班的时候找不到人，没班的时候又觉得多一个人浪费。”

何志远没说话，拿过计算器按了几下。

多一个人，就多一份工资。班多的时候当然忙，班少的时候，那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也是钱。

程慧丽等他按完。

“今天那八个人要是真退费，够发几个月工资了。”

何志远停下手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先招一个。”

招聘启事贴出去以后，来问的人不少。

有人一进门就说自己认识很多学生干部，学校里有关系，最适合做市场。何志远听得挺认真，问了几个学校的名字。程慧丽坐在旁边，等他说完，只把那张前一天用过的名单递过去。

“帮我重新整理一遍。”

那人接过去看了看：“这种登记的事，找个女生做就行。我更适合在外面跑。”

程慧丽把名单拿回来。

“行，知道了。”

另一个人把所有姓名都抄得很整齐，字也好看。程慧丽看了一会儿，指着其中两行。

“这两个电话号码一样。”

那人重新核对，才发现自己把上一行的号码抄了两遍。

程慧丽没有说什么，把纸收了。

后来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女孩。

她叫唐晓雯，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白衬衣，坐下以后把袖口往上挽了两次。她没有说自己口才好，也没有问以后能不能做主管。程慧丽把名单递给她，她先看了几分钟，然后把交过钱的和只咨询过的分开，又把没有电话号码、号码不全和重复出现的名字分别圈了出来。

她指着两个同名的人问：“这个是一个人写了两遍，还是两个人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程慧丽问。

“光看名字看不出来，得打电话。”

程慧丽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“那你打。”

唐晓雯坐到门口的小桌旁，试着接了半天电话。

有人问下一期北京老师是不是还来。她看了看墙上的教师介绍，捂住听筒，小声问程慧丽：“还没确定吧？”

“没确定。”

“那我就说没确定？”

“嗯。”

唐晓雯重新拿起电话。

“老师现在还没有最后排定。定下来我们会通知您。”

电话那头又说了几句。她听完，在名字后面写了几个字：

等老师确定。

何志远从外面回来，问：“这个人咋样？”

程慧丽正在对当天的账。

“先用着。”

第二天，办公室里添了一张旧课桌。

桌子从楼下搬上来时，右边一条腿有些短，放在地上不停地晃。彭波找了几张废宣传单塞进去，坐上去试了试，还是响。

程慧丽从抽屉里拿出两张已经作废的报名表，折了几层，又垫进去。

桌子稳了。

窗外，大学的晚自习刚刚结束。骑自行车的学生从楼下一拨拨经过，车铃响了一阵，又远了。隔壁教室还有人在上课，老师的声音透过墙传过来，时高时低。

唐晓雯坐在那张旧桌子后面。桌上放着电话、报名本和一只掉了漆的搪瓷杯。

电话响起来，她拿起听筒。

“您好，这里是中衡。”

她听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在报名本上写下一个名字。写到电话号码时，电话里的人说得太快，她停下笔。

“您再说一遍，慢一点。”

楼下的车铃又响了。

桌子右边那条腿轻轻晃了一下，很快被垫在下面的几张废报名表托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