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堂课

第4章

01 / 老师来不了

奥运会开幕式过去四天，北京来电话，说原定到河南上课的老师赶不过来了。电话是程慧丽接的。办公室里还留着那晚挪动桌椅的痕迹。电视已经搬走，墙角露出一块颜色稍浅的印子。窗边摞着几箱书，纸箱上放着一沓新印的招生简章，“北京老师授课”几个字用了红色，比下面的开课时间醒目。

程慧丽问：“那什么时候能过来？”

电话那边说，老师正在山东。原定的一期课没有结束，又临时加了两天，山东讲完还要去湖北。

“郑州这边星期六就开课。”

“你们先往后调一下。”

“调到哪一天？”

“不好定。”

程慧丽低头看报名表。二十三个人。有人交了全款，有人只交了定金。周口的一名学生昨天打过电话，问从汽车站下车以后坐哪一路公交。商丘还有两个人准备星期五晚上到郑州，在火车站附近找地方住。

“开课时间已经通知了。”她说。

“各地都缺老师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
“招生的时候说的是北京老师。”

电话那边停了一下。

“北京老师也是全国调。哪边课急，就先去哪边。你们地方先想想办法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彭波正蹲在墙边分宣传单。纸摞得高，他用手掌压了压，把四个角拍齐。站起来时，衬衣下摆从腰间鼓出一块。

“来不了了？”

程慧丽把听筒放好。

“来不了。”

彭波看了一眼桌上的报名表，没再说话，把分好的宣传单抱到了门边。

何志远下午才回来。他去了两所大学。一所学校不让培训机构进，说就业处只接待用人单位；另一所准许他们在校外的信息栏贴一张海报，不许进宿舍，也不能借学校的名义办讲座。校门外的电线杆上已经贴了不少培训广告。有的印着机构名称，有的只写“公务员笔试辅导”，下面留一个手机号码。还有一张是手写的，说授课老师参加过三次公务员考试，熟悉命题规律，凑够十五人即可开班。何志远早上贴的海报，下午回来时一角已经翘了。他重新抹平，用透明胶又粘了一遍。带出去的一包宣传单只少了几十张，鞋边倒沾了一圈泥。程慧兰把北京的电话内容告诉他。

何志远先问：“换个人呢？”

“没人。”

“能不能从近一点的地方调？”

“山东没结束，湖北也等着。”

他把包放在桌下。桌上除了公务员班的报名表，还压着北京寄来的几张项目调查表。一张让河南了解教师类资格考试有没有市场，一张让他们去高校询问就业讲座，另一张只列了一个大致方向，连课程名称和价格都没定。前两天有人来问另一种考试的教材。办公室里没人听说过，彭波还是拿出本子，记下了那人的姓名和电话。这种本子有好几本。哪一类考试有人来问，就先记一页；人数多了，便去找书、找老师。十个人可以考虑办讲座，二十个人便能试着租教室。至于以后主要做什么，没有人说得清。何志远把那几张调查表拨到一旁。

“这期不能停。”

程慧丽说：“老师都没有，怎么开？”

“郑州这么大，总能找到讲课的人。”

“找到了，也不是北京老师。”

“往后拖，学生一样退。”

“硬开，讲成什么样也不知道。”

两个人都没有提高声音。何志远翻了翻报名表。有两个名字旁边画着星号，一个问过三次开课时间，另一个说请假手续已经办好。

“先找人。”他说。

02 / 临时找人

电话一直打到晚上。有人介绍了一名大学教师，教公共管理，给干部培训班上过课。对方说申论可以讲，但只能来一天。

“星期天有会，已经定了。”

何志远问：“往后挪半天呢？”

“不行。人都通知了。”

不得已又找到一名机关里的工作人员。那人平时写材料，也愿意讲一些实际工作，但不肯把姓名和单位印到宣传单上。

“课可以讲，别拍照片，也别说我在哪儿上班。”

“能讲几天？”

“半天。再多没时间。”

剩下的一天半仍然空着。最后，一个以前来办公室买过书的研究生被人介绍过来。姓赵，二十六岁，参加过两次公务员考试。一次差几分进面试，另一次进了面试，没有被录取。他说自己平时给同学讲过题，行测和申论都能讲。

“正式带过班没有？”程慧丽问。

“叫来试试。”何志远说。

赵老师第二天下午来了。他穿一件浅蓝色短袖衬衣，腋下夹着文件袋。进门先问教室有多少人，又问有没有投影仪。彭波替他打开电脑。他把优盘插进去，点开一份课件。第一页写着“申论高分技巧”。背景是一双握在一起的手，右下角留着一行很小的机构名称。赵老师看见了，赶紧用白色方框盖住。

“以前帮别人做的课件。”他说。

何志远并没有追问什么。

赵老师站在墙边，开始讲什么是申论。他声音很大，语速也快。讲到对策题时，在白纸上写下四行字：

思想上重视。

制度上完善。

监督上加强。

投入上保障。

“考场上没有思路，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展开。”他说，“一般不会跑得太远。”

何志远问：“最多讲过多少人？”

“十来个。”

“这次二十多个。”

“人多好讲。人少容易冷场。”

“学生不愿意听呢？”

赵老师笑了一下。

“都是交钱来学习的，哪会不听。”

何志远没有再问。

03 / 别人的课堂

前一天下午，他刚去郑州大学听过一场新东方的考研英语讲座。他原本是去看人家怎样联系学校、怎样发资料、怎样在讲座结束后留下学生电话的。报告厅门口挂着横幅。海报上印着老师的照片，下面写着授课经历和出版过的书。离开始还有二十分钟，前面已经坐满了。后来的人沿着两边过道往后走，最后一排满了以后，还有人靠墙站着。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份资料。资料最后几页是课程表，基础班、强化班、冲刺班，从暑假一直排到考试前。

何志远在本子上记了几行：

资料提前放。

主持人先介绍老师。

学生姓名、院系、电话。

老师上台以后，何志远的笔停了。

那名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句子，回过头问：

“有没有人第一眼看见它，就觉得自己跟研究生没有缘分了？”

台下有人笑。老师说，长难句像大学食堂门口的队伍，看起来人很多，真正打饭的只有前面几个，旁边都是陪人说话的。你先把真正排队的人找出来，剩下的就没那么吓人。下面笑得更响。笑声还没停，他已经转身划出句子的主干。刚才挤成一团的单词，被他一层层拆开。讲着讲着，他又说起自己上大学时背单词。每天早上抱着词典去操场，背了两个月，英语没见长进，倒把每天第一个来遛弯的大爷认熟了。学生又笑。他说起第一次去北京，说年轻人最怕的不是吃苦，是不知道这份苦吃到什么时候才算完。说远了，他自己知道，绕过一圈，又回到题目上。教室里一阵阵笑，也一阵阵低头记笔记。

两个小时以后，许多人还围在讲台边上。有人问英语怎么复习，有人问暑假班还剩没有位置。工作人员在旁边收登记表，回答报名和住宿的问题。何志远从侧门出来时，楼道里还有学生往报告厅里看。

一名男生从他身边经过，正在给同学打电话：

“你没来真亏了。那老师跟说相声一样，题讲得也好。”

何志远在楼下站了一会儿。

晚上回到办公室，他把带回来的课程表摊在桌上。

程慧丽问：“学校怎么让他们进去的？”

“院系一起办的。”

“人多不多？”

“坐满了。”

“老师讲得好？”

何志远想了想。

“学生愿意听。”

他说完，自己又把那张课程表翻了一遍。新东方有现成的老师。中衡连下一周的人都还没有凑齐。

赵老师试讲结束，把优盘拔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何志远说：“星期天下午和星期一归你。”

赵老师问：“课酬什么时候结？”

“讲完结。”

“当天能结吗？”

程慧丽说：“课讲完，当天算。”

04 / 拼出来的课

三个人勉强拼出两天半。

星期六由大学教师讲一天。

星期日上午由机关里的兼职老师讲。

剩下的时间交给赵老师。

开课那天，学生来得很早。教室从一家职业学校租来。桌面刻着名字，靠窗的一排有两个桌腿不稳，彭波撕了几块废纸垫在下面。学生陆续签到，领讲义，找位置。有人从县里坐早班车赶来，手里提着面包和矿泉水。也有人抱着已经翻卷边的教材，坐下后便自觉开始做题。

林卫东坐在第三排。他自己看了两个月书。行测做过几套，每次都来不及；申论写了三篇，写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家里听说县里可能有岗位，让他来郑州报个班。

临走前，他父亲问：

“交了钱就能考上？”

他说：“不能。”

“不能还报？”

“自己看不明白。”

他父亲把钱递给他，最后只说：

“别让人糊弄了。”

教室后面还坐着一个穿灰色短袖的年轻人。他来得不早，签到时写得很快。专业一栏空着，电话号码最后一位写得有些潦草。彭波把表看了一眼。

“这一位是三，还是八？”

年轻人接过笔，在上面描了一下。

“八。”

“中。”

彭波把表收起来，又去给后来的学生发讲义。

上午的大学老师来得很准时。他穿着西装，带来一份自己编的讲义。从政府职能讲到公共政策，又从公共利益讲到行政执行。黑板很快写满了名词。上午，学生们记得很快。下午，翻纸的声音慢慢少了。

一个男生举手问：

“老师，这些东西考试的时候怎么用？”

大学老师说：“先把原理理解了，答题自然会有方向。”

“有没有固定的答法？”

“没有哪一道题，可以只靠几句固定的话解决。”

林卫东把这句话抄在讲义旁边。穿灰色短袖的年轻人也举了一次手。

“老师，你这个讲义是北京统一的吗？”

大学老师停了一下。

“今天用的是我自己的讲义。”

“那北京老师讲的，跟你这一套一样不一样？”

“基本原理不会有太大区别。”

年轻人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

第一天结束时，多数学生只是觉得内容有些难。有人说大学老师知道得多，也有人说听明白了，却不知道回去怎么做题。

05 / 三种办法

第二天上午，机关里的兼职老师迟到了半个多小时。他说单位临时有事，路上又堵车。上课以后没有用投影，也没发新讲义，主要讲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事。学生反而听得精神起来。他说写材料不能只看话好不好听，还要先知道给谁看、拿去干什么；基层办事也不是文件一发，事情便算结束；有人来反映问题，想要的不一定只是一个答复，也想知道自己说的话有没有人听。

一个女生问：

“这些怎么写到申论里？”

老师想了一会儿。

“平时多看报纸，多看政策。”

“看什么报纸？”

“人民日报。”

“每天都看吗？”

“能看就看。”

下课后，有几个人围着他继续问。也有人回到座位上，小声说：

“听着挺有道理，就是不知道咋答题。”

下午轮到赵老师。

他走上讲台，在黑板上写下四行字：

思想上重视。

制度上完善。

监督上加强。

投入上保障。

“没有思路，就先从这几个角度想。”他说，“大部分题都能靠上。”

学生们低头抄写。林卫东也抄了。大学老师昨天说的“没有哪一道题，可以只靠几句固定的话解决”，还在同一页上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在两种说法中间划了一条线。后排的年轻人举起手。

“老师，昨天那位老师说不能用固定的话。你现在说大部分题都能从这四条答，到底听哪一个？”

赵老师停了一下。

“他讲的是理论，我讲的是考场方法，不矛盾。”

“怎么不矛盾？”

“理论上不能生搬硬套，考试的时候得有思路。你一点思路都没有，先从这些方面展开，总比空着强。”

年轻人又问：

“那要是每个人都写这几句话，阅卷老师不会觉得空吗？”

教室里有人抬起头。赵老师把粉笔放在黑板槽里。

“所以我说的是方向，不是让你把这十几个字原样抄上去。具体还得结合题目。”

“怎么结合？”

“后面会讲。”

年轻人低下头，在讲义上写了几笔。赵老师接着讲下一页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又举手。

“老师，你参加过公务员考试吗？”

“参加过。”

“考上没有？”

教室里静了一下。

赵老师说：“我进过面试。培训老师有没有考上，跟能不能讲课不是一回事。”

“我就是问一下。”

年轻人的语气并不重。

“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北京老师。北京老师哪一天来？”

这一次，教室里不止一个人抬头。有人开始翻手里的招生简章。红色的“北京老师授课”几个字就在开课时间上方。赵老师朝后门口看了一眼。何志远从后面站起来。

“原定的北京老师在山东临时加了课，时间调不开。这一期先由郑州的老师讲。北京老师后面会安排补课。”

有人问：“什么时候补？”

“时间还在协调。”

“补几天？”

“按缺的课程补。”

教室里出现了低低的议论声。穿灰色短袖的年轻人没有继续问。他把招生简章折起来，放到讲义下面。赵老师喝了一口水，又把黑板上的四句话解释了一遍。教室里仍然有人记笔记，速度却没有刚才那么快了。

06 / 退费

课间，几名学生围到门口。有人问北京老师究竟什么时候来，有人问三位老师的讲义为什么不一样，还有人说宣传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会临时换老师。何志远一一解释。程慧丽坐在前台，先把几个人的姓名记下来。

“后面北京老师的时间定了，我们会通知。”

一名从商丘来的学生问：

“要是我不想补呢？”

“可以退剩下的课。”

“今天能退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学生愣了一下。

“现在？”

程慧丽让他把收据拿过来。她核对报名时间和已上课时，拿计算器算了一遍，把数字写到退费单上。

“前面已经上的课按实际课时扣，剩下的退给你。车费和住宿费不在学费里，退不了。”

学生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程慧丽打开抽屉，数出钱，让他当面点清。学生数了一遍，在退费单上签字。何志远站在旁边，没有再劝。

另一个学生问：“以后北京老师真来了，我还能不能再报？”

“可以。”程慧丽说，“到时候重新报名。”

学生把钱装进口袋，收起自己的书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看教室。赵老师已经重新开始讲题。

那个穿灰色短袖的年轻人没有退费。他听到最后一节，中间又问过两次问题。一次问下一期课程如何安排，一次问讲义是不是每次都会换。散课以后，他从前台拿了两张新的招生简章。

彭波正在收签到表，随口问了一句：

“给同学带的？”

“宿舍有人也想考。”

“那再拿一张，省得不够。”

年轻人说了声谢谢，把宣传单折好，夹进讲义里走了。学生问得多，并不稀奇。有人花了钱，一句话不说；也有人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问明白。那几年郑州已经有几家规模不大的公考培训班，宣传单上的话都差不多，学生在几家之间比较，也属正常。只是晚上整理报名表时，程慧丽看了一眼。

“今天问得最多的那个，没有退钱？”

彭波正在搬剩下的讲义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他最不满意。”

彭波把讲义放在桌上。

“兴许就是爱问。”

他说完便去锁教室。

课程一直上到星期一下午。林卫东没有退。三位老师的讲义大小不一样，页码也接不上。大学老师的讲义从第一页开始，机关老师没有讲义，赵老师的最后几页还留着被白色方框盖住的字样。林卫东借了一根绳子，把几份材料捆在一起。

临走前，他问何志远：

“到底是不能套，还是可以从那四个方面想？”

何志远看了一眼他的讲义。

“先把题目看明白。真没思路的时候，可以拿那几个方向提醒自己，但写进去的东西，得跟题目有关系。”

“那北京老师也是这么讲吗？”

何志远顿了一下。

“北京老师来了，你再听听。”

林卫东点点头，提着讲义下楼。

07 / 老师

教室里的人散尽以后，黑板上还留着两层字。大学老师写的“公共利益”没有擦干净，赵老师的“思想上重视”压在下面。一层淡，一层浓，挤在同一块黑板上。

程慧丽留下来算账。二十三个人，退了一个；还有一个只交了定金，没有补齐。教室租了两天半，讲义印了二十五套，三名老师都要结课酬。原来给北京老师订的接站车没有用上，司机仍然收了半天的钱。她算了两遍。

“没赔。”

何志远问：“还剩多少？”

“房租能交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

程慧丽把计算器收进抽屉。

“下一期还这么拼？”

何志远没有回答。桌上放着三位老师的讲义，也放着他从郑大带回来的新东方课程表。课程表上，每一个班次后面都有老师的名字。他拿起那张纸，翻到背面。在郑大报告厅里，那个考研老师说完一句话，几百个人一起笑；笑完以后，又一起低头看题。而中衡这一堂课，三个人讲了三种办法。北京的老师没有来，本地的人也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凑齐。

电话响了。北京说，原定来河南的老师下个月可能有三天空当，问他们能不能先招一期学生。

何志远问：“哪三天？”

“还没最后确定，要看山东那边的课表。”

“等确定了再说。”

“你们可以先招生。”

何志远看了一眼桌上的退费单。

“老师定了，我们再通知学生。”

电话那边没有马上接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北京以后能不能统一招一批老师，让地方的人也去学？”

“现在还在研究。”

“自己招的那种，不是临时借过来。”

“以后再说吧。先把今年的班开好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何志远没有立刻放下听筒。程慧丽已经把退费单夹进账本。那张退费单很薄，盖过章以后，和其他收据没有什么不同。新东方的课程表还摊在桌上。

何志远拿起笔，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：

老师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又把纸折起来，收进抽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