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南方

第2章

01 / 南方来货
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，宋国良第一次收到从广东发来的货。货跟着长途客车来的。三只纸箱，用绿色尼龙绳捆得结结实实，箱子外面印着几串他看不懂的英文，当然也许是拼音。车站的人把纸箱从行李舱里拖出来，往水泥地上一放，问：

“摩托车配件，谁的？”

宋国良举了举手。左边那只箱子被压瘪了，纸壳裂开一道缝，露出几只包着塑料膜的后视镜。他蹲下去，把手伸进去摸了摸，镜片没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旁边有人笑着搭话：“现在啥东西都是南方来的。”

宋国良也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汽车站外面刚铺过水泥。原来一下雨就积水的地方画了白线，停着去郑州、武汉、广州的长途车。最里面那辆大巴正在装行李，司机站在车门口喊：

“深圳、东莞，马上走了！没上车的抓紧！”

有人抱着被子，有人扛着蛇皮袋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，手里攥着一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。送行的人围在旁边，反复嘱咐到了以后先打电话。

宋国良雇了一辆三轮车，把纸箱拉回店里。店里的收音机从早上起就在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主持人的声音很激动，说以后会有更多商品进入中国，中国的产品也会走向世界。宋国良没有听明白。

他把新到的后视镜和上一批摆在一起，拿计算器按了两遍，发现每副便宜了两块七。两块七听着不多，五十副就是一百三十五块。再加上车灯、链条、火花塞，这一批货能多挣三百多。老刘还不放心，在旁边用算盘重新算了一遍。算出的数字一样，他才把算盘往前一推。

“我早就说了，以后不能只卖配件，得卖整车。”

宋国良说：“整车压钱。”

“压钱也得干。现在镇上谁家不想买摩托？”

“都买得起？”

“以前电视也买不起，现在不都有了？”

两个人正说着，门口过去三辆摩托车。第一辆后面捆着两筐鸡，第二辆坐着一家三口，孩子夹在中间，戴一顶红色毛线帽。第三辆骑得快，车尾冒出一股蓝烟，转眼拐进了前面的十字路口。这几年，摩托车确实越来越多了。最早买的是做生意的人，后来乡镇干部也买，再后来，村里人卖了粮食，咬咬牙也要买一辆。

县城外面的路开始铺石子，不少地方已经通了柏油。以前从村里进城要赶驴车，如今骑摩托，半个多小时就能到。宋国良的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。刚开店时，一天卖不出去几只火花塞。如今赶上集日，店门口能围七八个人。他学会了听发动机的声音，也能闭着眼摸出几种不同型号的链条。手上常年沾着机油，指甲缝怎么洗都是黑的。

周慧兰不再问棉纺厂欠的工资什么时候发。她开始问，今天卖了多少。宋嘉宁已经两岁多，店里忙的时候，周慧兰把她带来，给她一只空纸箱，让她坐在里面玩。纸箱上印着一辆红色摩托车，她拿蜡笔在车轮旁边画小人，胳膊比腿长。

有顾客问：“你闺女？”

宋国良说：“嗯。”

“长得像她妈。”

周慧兰在后面接话：“像谁都行，别像他爹不会说话。”

顾客笑了，宋国良也跟着笑。

02 / 人往南走

过年前，厂里的老贾从东莞回来了。他穿一件黑色皮夹克，头发梳得很亮，腰上别着一部银灰色手机。家属院里的人围着他看，先问工资，又问厂里管不管吃住，最后都盯着那部手机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八。”

有人吸了口凉气：“乖乖。”

吃饭时，手机一直摆在盘子旁边，直到饭快吃完才响了一次。电话是厂里的同乡打来的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去。

“初六。”老贾说。

宋国良问：“不多待两天？”

“多待一天，少挣一天。”

“那边真那么好？”

老贾夹了块肉，在碗里蘸了蘸汤。

“累是真累。不过只要肯干，到处都是钱。”

年后，家属院里又走了几个人。有人去广州，有人去昆山，有人说要去上海。原来棉纺厂里的人，在不同的地方重新进了工厂。只是新的工厂没有家属院，没有医务室，也没有幼儿园。工资比过去高，机器转得也比过去快。汽车站每天都有往南方去的车。到了晚上，车灯从国道上一辆接一辆地过去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。

03 / 国良车行

宋国良没有想过去南方打工。他想把旁边那间铺子租下来，开始卖整车。房东一年要六千块房租，第一批车至少还要两万多。宋国良把账算了很多遍，手里的钱不够，得再借一万五。

周慧兰听完，先问：“卖不出去咋办？”

“现在摩托车这么好卖，咋会卖不出去？”

“谁保证一直好卖？”

“老刘都联系好厂家了。”

“老刘说好卖就好卖？”

“你以前还让我出来做生意，现在又不让扩大。”

周慧兰正在给宋嘉宁洗衣服。她把一件小棉袄从水里提起来，使劲拧了几下，搭在绳子上。

“以前是没办法。现在日子刚稳一点，你又要借钱。”

“做生意哪有不借钱的？”

“工厂当年也说会一直在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两个人都不再出声。窗外有人放鞭炮，宋嘉宁被吓得从床上爬起来，抱住周慧兰的腿。宋国良过去把她抱起来，拍着后背说：

“怕啥，放炮呢。”

孩子搂住他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肩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周慧兰问：“借谁的钱？”

“我姐家五千，老刘出五千，剩下的找信用社。”

“写欠条。”

宋国良抬头看她。

“亲姐也得写。”周慧兰说，“以后谁也别说不清。”

旁边那间铺子还是租了下来。墙打通那天，灰尘从早上扬到下午。原来的小招牌拆掉，换成了一块新的，白底红字，写着“国良摩托车行”。第一批车一共六辆，三辆红色，两辆黑色，一辆蓝色。车身上贴着透明塑料膜，轮胎纹路里一点泥都没有。宋国良把它们一辆辆推到店门口，摆得整整齐齐。关门前，他站在街边看了很久。音像店里放着《流星雨》，手机店的玻璃柜中摆着摩托罗拉、诺基亚和波导。再往前，新开了一家网吧，蓝色灯牌上写着“极速网络”。几个中学生背着书包站在门口凑钱，准备进去上一个小时。街上的灯比几年前亮了许多。棉纺厂那根烟囱还在远处立着，却已经很少冒烟。

第一辆摩托车是在开业第三天卖出去的。买车的是一对从乡下来的夫妻。男人看中一辆红色的，围着转了四圈，又蹲下来摸轮胎。女人一直问能不能再便宜，送不送头盔，坏了能不能上门修。磨了一个上午，宋国良少了一百块，又送了一顶头盔和一壶机油。男人把钱一张张数出来，里面有新钞，也有折得很旧的十块、五块。骑走前，女人不敢往后座上坐，扶着车尾试了好几次。宋国良教她踩脚蹬，又替她把头盔扣好。车开出去时，她紧紧抱着男人的腰，一直喊慢点。宋国良站在门口，看着那辆红色摩托车拐上国道。

当天晚上，他买了一台VCD。周慧兰嫌贵，说电视还能看，买那东西干什么。宋国良说，别人家都有，嘉宁也该看点东西。VCD机放在电视下面，银白色，面板上有一排小按钮。他借来一张《还珠格格》，光盘放进去，机器嗡嗡响了几声，电视上先是雪花，拍了两下才出画面。宋嘉宁坐在床边，一动不动地看。唱到“让我们红尘作伴”的时候，她也跟着晃脑袋，虽然一句都不会唱。

周慧兰看着她笑：“现在的孩子见的东西多，以后肯定比咱们有出息。”

04 / 路越来越宽

那几年，人们总觉得，见得多，路就会宽。学校开始教电脑，虽然十几个学生共用一台；县城修起新的商业街，旁边盖出一排商品房；去南方的人把彩色照片寄回来，照片上的高楼比县百货大楼高得多，年轻人站在霓虹灯下，穿着县城里没见过的衣服。有人在深圳买了房。有人在广州开了店。也有人半年没发工资，回来后一句话都不肯多说。不过大家更愿意记住前两种。

二〇〇三年夏天，宋国良准备自己去一趟广东。厂家的货越来越多，电话里说不清。他想去看看整车，也顺便问问能不能再便宜一点。出发前，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全国交通图。书店一楼堆满了教辅。楼梯口摆着几本新书，封面上写着“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专用教材”。一本叫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》，一本叫《申论》。宋国良随手翻了两页。里面有数字、图形，还有大段材料。他以为是给干部学习用的，没看出什么名堂，很快放了回去。旁边两个大学生正在挑考研英语。

一个问：“你不考公务员？”

另一个笑了：“公务员还用考？”

宋国良找到地图，下楼付钱。回家以后，他把地图摊在桌上。东莞在很下面，靠着深圳和广州，离县城隔着很长很长的距离。

周慧兰问：“要坐多久？”

“二十多个小时。”

“这么远？”

“老贾来回不知道多少趟了。”

宋嘉宁趴在桌边，用手指沿着地图上的线往下滑。

“爸爸去哪儿？”

“去广东。”

“广东在哪儿？”

宋国良握住她的小手，把她的手指按在那个很小的地名上。

“这里。”

她看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为什么去？”

“去挣钱。”

05 / 向南方

出发那天，汽车站里全是人。开往广州的大巴停在最里面，车顶绑着被褥、纸箱和编织袋。宋国良只带了一只旧提包，里面装着换洗衣服、地图，还有周慧兰煮的六个鸡蛋。车要开时，周慧兰抱着宋嘉宁站在窗外。

“到了打电话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钱分开放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别住太便宜的旅馆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宋嘉宁仰着脸喊：“爸爸给我带东西！”

宋国良隔着玻璃问：“带什么？”

她认真想了半天。

“带爸爸。”

车里的人都笑了。大巴慢慢倒出站台。送行的人跟着走了几步，直到车头转过去。宋国良从车窗里看见摩托车行、音像店、网吧，还有远处那根不再冒烟的烟囱，一样一样退到了后面。国道刚刚拓宽，路边还堆着没来得及清走的碎石。货车、摩托车和长途客车挤在一起，一路向南。

那几年，“出去”在县城里是流行词。去郑州，去北京，去上海，去广州，去深圳。读书的人往外走，做生意的人往外走，从工厂里出来的人也往外走。好像只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生活就会自动打开一扇新的门。车开上高速以后，宋国良剥开一个鸡蛋。窗外的村庄、田地和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。他拿出地图看了一会儿，很快就分不清自己走到了哪里。他把地图重新折好，塞回包里。反正车一直往南。

那时候，好日子在外面。

在南方。